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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十诫”在波兰的跨文化力量

Andreea Chirita 撰 刘超译

2016年5月、9月及11月,克拉克夫老剧院上演了一版堪称精致且勇敢的《十诫》。由常驻北京的剧场团体纸老虎工作室的导演田戈兵执导,编舞王亚男、当代舞蹈表演者雷琰携包括Małgorzata Gałkowska 和 Katarzyna Kranowska在内的一班波兰演员,就宗教这一敏感的社会文化议题描摹出一个鲜活、当下并且跨文化的视野。宗教命题是理解西方认识论结构的核心,该命题在西方早已失活,而且屈于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下,但一个中国导演的干预创造了它重造自身和适应现代社会心理需要的机遇。

 

老剧院是克拉克夫最古老的剧院之一,时任老剧院艺术总监的剧场导演Jan Klata邀请纸老虎团队到波兰讨论项目的前提。田对这个前提的设想是跨文化视角下的一次对今天权威问题有效的全新检视。在波兰社会正遭受国族主义话语摧残的背景下,Klata发起了一次与中国的文化对话,这个姿态的价值绝不止于激活失效僵化的宗教母题的一次尝试。他选择把这一犹太基督教经典交到一个叛逆、非常规的中国导演手里重新概念化,这也可以视为对排外意识形态的回应,而这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正在撼动欧洲。西方过分殷勤的宗教话语里的那些标志性偏见田一概没有。此时此刻《十诫》放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真正代表着什么?田的头脑似乎是产生一版真诚回答的绝佳工具。

 

双方立刻开始了成果丰富的文化对话。剧本方面,双方分别贡献了由本地社会议题激发的五段文本。另外,纸老虎团队设计了一份关于摩西十诫的问卷,由中国文化界的各色人物填写。田在笔者的采访中提到,他们的回答“形成了当代生活消耗枯竭的纠缠”。这些回答成了终版剧本的基础。所有文本经过混合拼接,以达到田对舞台的设想:那是“一个可以让世界重混的地方”[1]。演出剧本结合了庭审的法律文本、商业广告数则、新闻报道、牧师布道、生育报告节选、毛泽东著名演讲数段、《出埃及记》和《大卫书》中神圣而古老的语言,以及《俄狄浦斯》摘选。

 

混乱的文本间性——这也是纸老虎工作室剧场实践的标志——当然有赖于一个硬核结构,一个跨文化、跨历史地质疑权威概念的结构。观众被迫面临表演者描画出摩西十诫的失败企图,从第一幕已经开始,到结尾也没有说出一条戒律,我们有的仅仅是禁令和宗教禁令的回响,全然不能指向任何具体内容,仿佛证明不管从哪个社会视角看,全世界都由一个禁字引导。

接下来的一长段里各种文本性相互玩味相互作用,这里引出了一系列凭借上帝在尘世的旨意而获得权力的圣经角色,这些角色又被以一种反崇拜/亵渎偶像的方式和一系列当代权威人物混合在一起,从伊丽莎白二世到教宗和毛泽东不一而足。每个表演者代表一诫,这条戒律又和中国或西方媒体上的某一重大社会议题挂钩。而后,这则故事或新闻报道会通过各种官方文本或身体符号的交织得到指涉。在田的《十诫》中,剃刀——一个现代设备——代表着在当代社会取代上帝位置的终极威权控制工具。例如大卫通过把尤里亚派上战场送死强占其妻的罪,在剧本中被奇迹的“彩虹”吸尘器“涤净”,这个吸尘器在舞台呈现中用了一把剃刀代表。这是一个怀疑人性的讽刺姿态,田既把剃刀当作清洗罪孽的工具使用,也把它用作犯罪与压制的工具。

 

剧本也再利用了一系列中国媒体上连上几天头条的新闻:对田来说,一个小男孩被绑架、残害并被强迫乞讨的故事是摩西的童年故事在当代的回响。摩西的命运被交到了一条河的手里。这种跨历史、跨文化的块茎论式的联系证实了这位中国导演在他的表演实践中处理文化对话问题的方法。田从媒体上的中国现实里摘取一些片段猝然丢到欧洲的舞台上,把它们和他国的社会地形混合,允许他国对应的现象代表或者错误地代表这些中国现实,用田的话来说,就是把“中国问题转化成普世问题”。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指出中国如何如何,而是和对方对调语言语境,生成一个新的表演环境”。这样的混合碰撞法跨文化地将中国和欧洲的痛苦现实一层一层又一层地并置,解构并重构了当代中国的多重社会面目。这些现实的残片在《十诫》扔掉的神圣结构里互相碰撞最终互相联通,说明两个文化空间拥有同一个现实:由没有灵魂的监控机制控制,原罪与犯罪在其中均被——不无讽刺的是——科技的奇迹涤净。

 

不论权威问题显现为科技的现代形态还是旧约的正统形态,定义权威问题的各条跨历史线索在舞台上的视觉化都是通过显著的身体呈现、狂野又驯服的各种姿势还有一系列作为表演性手段的象征物件来实现的。身体铭刻着物理的和情感的暴力。波兰的演员相对不那么适应身体性表演,但回应了田的挑战,让身体依靠纯身体讲述痛苦的故事。在这层意义上,耶酥被钉上十字架后的最后一场再利用了纸老虎最具特质的表演,这种表演在2014年中国上演的《极度不清晰》中也能得见。十名演员的身体整齐地重复着一套精确的运动,同时嘴里把一句汉语台词念了足足八分钟:“他杀死了他。”无休无止、令人精疲力竭的重复象征着日常行为消耗的重复,嵌套在统治当代世界的种种权力结构中。可恰恰是这种日常行为的消耗里浮出了澄明,好像一种禅宗公案式的效果:澄明理应是拥抱当代社会被耗竭的种种道德力量的一种智慧法。

 

演员Marta Ścisłowicz承认她从没遇到过一个要求她情绪投入到如此强度的角色。有趣而又很纸老虎的是:从随机性以及微不足道的日常姿态中诞生的表演实践竟能给观众带来被我们忘却的生猛原始的情感,在当今世界,我们每每要面对现代性的丑陋时,恰恰迫切需要这种情感。

 

 

[1] Tian Gebing 田戈兵, “‘误读’作为一种方法” (Misreading as Method),《艺术界》2 (2010): 1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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