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激进的中国剧场
2015年4月17日英文刊发于Frieze杂志
卢迎华撰 章若含译
当有关社会问题的探讨正明显缺席于当下的中国艺术和策展实践时，来自北京的剧场导演田戈兵在他的新作品——《非常高兴》中，以大量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批判，对如今愈发保守且安于现状的本土艺术圈起到了其所急需的促进作用。
通过田戈兵导演本人、和作为演出制作方之一的北京歌德学院共同发出的一封邮件，观众得以了解到《非常高兴》在北京演出的信息。根据邮件公布的内容，作品将于 北京中间剧场以“内部联排”的方式表演两天，演出免费，但观众需要提前预约。我观摩了第一天的排演——这包括作品本身、以及作品的戏剧构作之一——克里斯托弗·莱普奇（Christoph Lepschy）在演出前主持的讨论。进场前，剧场外的大堂挤满了观众，由此可见——作为寥寥无几的不被任何国家性剧场“收编”的剧场导演之一－－田戈兵的追随者数量实为可观。
田戈兵自80年代末开始参与北京的独立剧场活动。他在1997年创立了纸老虎戏剧工作室。从那时 起，田戈兵便在作品中融入即兴表演技巧和舞蹈动作，创作出了一系列高度实验性的剧场作品。在过去的十年中，伴随着中国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投入，舞台剧在新建的剧场和遍布全国的网络购票系统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样态。然而，田戈兵导演却始终和这个以推广和呈现娱乐性舞台剧来取悦主流消费市场的系统保持着距离。他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仅在他的工作室或中国以外的国际戏剧节上演出。
此次的新作品《非常高兴》由纸老虎戏剧工作室、德国慕尼黑室内剧院、及歌德学院（中国）联合制作完成。作品曾于去年10月在慕尼黑室内剧院首演。如今，《非常高兴》回到中国，却不能在这里公开、合 法地上演，这也验证了在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表达若想获得合法许可，都需经由复杂而模糊的审查程序。为强调作品为能在北京演出而不得不“内部连排”的事实，田戈兵在开场时从观众席间站起，简短地介绍了这次“演出”的“排练”方法——这种讲述本身也成为了颇具现实意味的艺术行为。演出过程中，田戈兵偶尔会将表演打断，对演员作出一些指导或令演员重复某一场景，这使得“导演”这一行动本身转变为表演的一部分。抛开这些“打断”行为背后的被迫意味不看，它们还是略微有些阻碍演出，使演出在整体效果上略显不自然。
《非常高兴》的创作初衷源自于田戈兵的一些儿时成长经历。据他自己描述：那是在“中国群众运动最为疯狂的时期，”——“每个人无一例外，都被卷入了这场群众的洪流。自儿时起，我就被教导要成为这伟大革命事业中的一颗小螺丝 钉，只有这样我的生命才富有意义。因此，个人主义和自我的概念被等同于‘过错’和‘污秽’。在这种无法规避的重压下，个体对不被群体或时代所接受的恐惧感演化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这一想法。”
这部经历了两年研究调研阶段的作品的标题——“非常高兴”，出自于工作室对一组20岁－30岁初头的中国年轻人的随机采访。工作室的成员曾走访艺术家、学者及其他类型人群，了解他们对“集体”这一概念的感受以及身处于群体之中的生活 经历。当被问及人生中的第一次群众经历时，许多年轻人给出了一致的回答——“非常高兴”。
舞台上的《非常高兴》融合了多 种表演风格和方法。这部混合了中国和欧洲演员、技术人员的作品，在一种独特的“拼贴”感中展开。各种截取自新闻报道、调研采访、小说、报告文学的文本和口述杂糅并置，最终转变为演员在舞台上清晰道出的碎片化的词和语句。表演中，两国演员分别说着自己的母语，舞台两侧翻译屏上闪烁的字幕在这两种语言间转换。 演员们个人或集体的运动、演员间的互动呈现出研究过程中所搜集的故事、事件、画面和情绪，这些意象的背后是中国和世界各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群众历史和现象。按田戈兵的话说，整场表演即是“一部在表演之中意外形成的群众行为百科全书”。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作品所表现的内容 并不陌生：舞台上交迭的画面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引发的集体恐慌、2003年由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引致的惶恐、1950年代遍布于公共空间的社会主义革命雕塑及绘画中的形象、作为锻炼方式在中国兴起的广场舞（全国上下的中年妇女在公共广场上形成成千上万个团队跳舞）、一家七口的绝 望与自杀、革命性瞬间、群众性狂喜和冷漠，等等。同样，纳粹德国的意象也以象征性的但极易辨识的样貌呈现。
作品在中国和欧洲的语境下、历史的和当代的意象中，摒弃了传统戏剧的线性发展模式。相反，它如一根灵动的绳索，再现和描绘着群体性骚乱、审视着群体性心理。它时而尖 锐、直率，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时而又似沉溺于破坏和怀疑的毒药。作品呈现出：作为群体一员的个体处于集体性和实现“自我”意愿之间相悖的状态中的无奈处境。
最终，在中国演出《非常高兴》的风险落在了它对一切形式的“群众运动”所给予的强烈怀疑态度。由此，作品驳斥了中国政府对外树立和谐社会的正面形象、维持群体性以消解任何针对其权利的威胁的举动和雄辩。这也让我想起了最近在北京突然增多的便衣警察——他们有时甚至会在 一些途径重要地段（如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上出现——显然，中国政府在为维系这一统一的“非常高兴”形象付出着巨额代价。
两个小时的演出在出众的极简风格舞台和演员激情卖力的表演中以均匀力度推进，从头至尾把控着观众的注意力。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或许算是演出的灯光——舞台和演员在它们营造出的微妙起伏的情绪中完成了作品章节的过度。透过作品，田戈兵导演无疑已触及到中国社会最为根本和实际的问题之一，这或许也是当下全球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任何大规模群体或群众运动其存在的可能性与其盲目和破坏性本质间的对立。